中亚研究视窗(第四期)
发布时间:2015-04-20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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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3期(总第4期)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新疆师范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研究中心              主办

 

新疆周边国家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研究(三)

新疆社科院  王磊

 

五、             新疆周边国家关于外商权益的法律保护

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是否充分可靠,是外商在做出投资决策时特别关心的问题。因此,为了大量吸引外资,新疆周边国家在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中对此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外商投资的国有化和补偿机制

对外国投资者来说,国有化是影响其投资安全的政治风险之一。为维护投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新疆周边国家通过外商投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障,规定只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如俄罗斯在《外国投资法》中专门规定外国投资者及有外国投资的商业组织财产被国有化及征用时的赔偿保障[1]中亚五国、印度和蒙古国的外商投资立法都规定对外国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用,在不得不实行国有化时保证给予补偿。阿富汗《国内外私有投资法》也规定,如发生外商投资国有化的问题,政府应在此之前按投资的市场价值或国际著名公司的评估报告给与合理的赔偿。[1]

                                    (二)          外商投资的成本和利润的汇回机制

一直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是否允许外国投资者将其投资成本和利润汇回本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早在70年代以前已经出现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总是有助于改善本国国际收支的观点: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会在早期阶段改善本国国际收支,但却会因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出行为而在未来时期恶化本国国际收支。[2]我们看到,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国和阿富汗的法律都规定,原则上允许外国投资者自由汇出投资的本金和利润。哈萨克斯坦《投资法》未明确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自由汇出投资的本金和利润,但其第五条规定:“投资者在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律纳税和缴纳其他财政上缴费后,自行使用自己的活动收入”。值得注意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实行调汇权制度,对外汇管制严格,投资者利润返还较为困难。[3]

                                    (三)          外商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

外商投资争议能否得到公正、及时的解决,意味着外商投资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能否寻求适当的法律救济。目前,新疆周边国家解决外商投资争议的法律模式有三种:(1)俄罗斯、中亚五国和蒙古国的法律原则上主张适用东道国的法律和程序来解决外商投资争议,但都允许当事人选择国际仲裁机构仲裁。(2)印度和巴基斯坦倡导仲裁和调解方式。印度解决外商投资争议的机制有二:一是按照《仲裁和调解法》,仲裁庭根据当事人选择的适用于争议实体的法律规范对争议做出决定。二是当事人可选择国际争议调解中心(ICADR)采取当前比较流行的ADR方式(替代争议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和国内纠纷。巴基斯坦于20071月在卡拉奇增设解决贸易争端的仲裁中心,外商投资争议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3阿富汗国内外投资纠纷径直由国际仲裁机构按照国际法进行仲裁。阿富汗《国内外私有投资法》规定,国内外投资纠纷如不能通过相互理解、友好的方式解决。纠纷各方应依照1965318日颁布的华盛顿仲裁法或联合国法院之国际商法予以解决。依照上述国际法裁定的判决和或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法定判决应是最终裁决,纠纷各方必须服从该裁定结果。[4]

六、       新疆周边国家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的前景分析

 

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一项复杂工程,其中法制环境完善尤为重要。新疆周边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改善本国投资环境时既会根据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制定战略目标,也会根据本国现行国内法有关规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控制改善进程。总的来讲,新疆周边国家外商投资法律环境今后的发展变化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          新疆周边国家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健全

新疆周边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由没有外商投资法到逐步健全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的过程,这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俄罗斯自从普京总统执政后,对一系列吸引外国投资的相关法律进行了修改,改善了俄罗斯境内的投资和经营条件,加大了吸引外国投资的力度,确保了外资和外资企业合法、合理的经济利益。近几年,中亚五国相继出台、修正了多部与外国投资有关的发展经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法规,目的在于放开投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合作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05年,印度实行“外资新政”,颁布《外国投资促进法》和《经济特区法》,通过简化引资审批程序、放宽外资发行股票限制、取消外资资金使用规定和创建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来吸引国外投资者。[1]巴基斯坦于2005年颁布最新的吸引外资政策,实行高度自由的投资政策,制定了保护外资的相关法案,规定了促进投资的便利措施,创造了有利外资的投资机会。[2]蒙古国于1997年加入WTO后,制定和实施了《外国投资法补充修正案》,为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法律环境。2006年,阿富汗对投资法进行修订,新修订的投资法安全、财产权、税收政策、经济基础设施、金融政策和反腐败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其吸引外资条件可谓是亚洲地区最优惠的。

                                    (二)          新疆周边国家今后倾向对外商投资实行平等保护

新疆周边国家或为WTO的会员国,或正在努力加入。WTO的宗旨是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一种相对公平的环境,其要求实行国民待遇,是为了使外国人有机会与内国人平等竞争。新疆周边许多国家以往为外商投资制定了许多优惠法律政策,向外商投资在税收等方面提供了超国民待遇。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新疆周边各国不能不重视如何为内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使其有机会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因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先后废止《外国投资法》,代之以统一的《投资法》,阿富汗则直接出台《国内外私有投资法》,为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在法律上划定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俄罗斯1991年的外国投资法的目的在于大量吸引外资,因此给外资规定一系列税收和关税优惠。1999年的外国投资法在汲取吸引外资的实际经验之后,注重对外资给予国民待遇,取消了先前给外资规定的大量优惠,使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权利平等,具有同等的竞争地位。但仍对参与优先投资项目的外国投资企业给予优惠,目的在于吸引战略投资者,发展生产、交通运输等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1]

                                    (三)          新疆周边国家对于外商投资的税收政策将日趋成熟

新疆周边国家为吸引或刺激外国直接投资,大多采取了税赋从轻的优惠政策,并将其纳入外资法的调整范围。但是,涉外税收不仅是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且涉及到东道国与资本输出国之间的权益划分问题。今后,新疆周边国家关于外商投资的走向应当是:(1)逐步取消对外商投资的普遍性税收优惠;(2)坚持对某些地区、某些行业项目上投资的特别优惠措施;(3)积极寻求与资本输出国协商避免双重征税。目前,在新疆周边国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巴基斯坦、蒙古都与中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四)          新疆周边国家将逐步放宽外商投资在行业领域上的限制

新疆周边国家一般鼓励外资投入新兴产业部门、扩大出口的部门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禁止外国投资者在军事工业、通讯广播事业以及支配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投资,特别是控股性投资。我们看到,俄罗斯对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领域规定的较为详细,但其法律还是倡导外国投资者有权在俄联邦境内以俄联邦立法所不禁止的任何方式进行投资。[2]中亚各国一般不对外商投资的禁止或限制领域作出明确规定,但其外商投资法律呈现多变、不稳定和立法过程不透明等特点,需要外国投资者高度关注,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印度以往对外商投资领域和投资比例限制过多,但近年来已发生较多变化,从早期的将外资股权的上限规定在40%以下,发展到现在的绝大多数领域的100%开放。巴基斯坦更是实行高度自由的外商投资政策,所有经济领域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允许100%的外资股权。蒙古国近年来制定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扩大了外商投资的形式和范围,同时将引进大额投资作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阿富汗政府近年来也在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放宽外商投资的领域,使外商投资者在阿富汗重建过程中面临着很好的机遇。

                                    (五)          新疆周边国家外商投资环境中的风险仍不容忽视

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200712月推出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新疆周边国家的投资风险处于中等水平或高等水平之列。在诸多投资风险中,以下几点应引起我国投资者的高度重视:(1)巴基斯坦以及中亚某些国家政局动荡对投资政策的延续性可能产生极大影响;(2)新疆周边多数国家政府管理体制不顺,致使官僚主义盛行,办事效率低下,加大了外国投资者的运营成本;(3)新疆周边多数国家依然被恐怖活动所困挠。近年来,新疆周边有些国家接连发生恐怖主义事件,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就总体而言,新疆周边国家是我国企业出口大型机电产品、从事工程承包、进行资源开发的重点市场。为了有效规避对外投资中的法律风险,我国投资者在对外投资前除了要充分了解新疆周边国家的法律以及进行系统的风险评估外,还应当在投资的组织形式和投资的结构性安排方面进行周密的考虑: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在设计企业组织形式时尽量选择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此举可以控制法律风险以及限制、减少经济责任。新疆周边有的国家对外商投资比例有所限制,有的国家则根据外商投资比例的高低给予不同的优惠政策,投资者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第二,新疆周边多数国家是法治欠缺的发展中国家,外国投资者以股权形式投资会增加财产被当地合法侵蚀的风险。因此,我国投资者应根据行业的特点对境外投资做出结构性的合理安排。就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言,为了保证制造品质量和品牌价值,投资者利用股权对境外企业进行内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资源性企业的产出并不是与大众市场打交道的消费品,持股反而增加企业境外产权风险,不妨以保证资源供给为首要目标,采取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的形式。[1]

总之,新疆周边国家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中。这些变化一方面说明新疆周边国家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诚意和加强对外商投资管制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疆周边国家在推动和加速外国资本流动的务实态度。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在经济、技术和劳务等方面都存在着互补的优势,周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适合中国企业投资的项目条件。我们相信,随着新疆周边国家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企业对新疆周边各国的投资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古代对中亚地区的考察及文献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我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联系可谓上溯久远,今日的中亚五国属于我国古代西域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对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便十分频繁,先后有使臣、旅行家、僧侣等在各历史时期从多个路线对中亚进行了全方面的考察,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详细记述了中亚地区的两千年间的人文地理、自然风貌,为今日研究中亚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与中亚的考察始见于先秦时期,该时期中西方交通尚未充分开辟,因此认识还较为初浅。在《穆天子传》、《山海经》、《禹贡》、《楚辞》等古籍中对于中亚地区有所记载,其文献涉及范围从西安向西贯穿宁夏、甘肃达到昆仑山、葱岭一带,记述了山川、道里、物产、药物等内容,虽其中夹杂众多神话成分,成文于文学作品形式,但确是当时人们对于中亚地区的最初认识。

公元前二世纪,汉朝政府为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派出使臣张骞联络西域诸国,其后司马迁根据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见闻著《史记·大宛列传》,其记录范围已达今克什米尔地区,该书对中亚的水系有了大体的描述,同时对城邦、民族及物产风俗有了较为详尽的记录,数据精确,内容详实,为汉朝政府了解西域对抗匈奴创造了重要条件。

公元前60年,随着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汉王朝出于在西域兴置屯田,随经济贸易往来的需要,对中亚地区的认识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期间班固所著《汉书·西域传》在山川大河交通线路等方面有诸多突破,依据“南道”“北道”的交通路线结合地理环境和居民经济生产方式划分出“南道诸国”、“北道诸国”、“山后诸国”、“葱岭诸国”等政权区域。至此,对于中亚地理基本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轮廓体系。继班固之后又有甘英、班勇二人进一步向西扩大对中亚的了解,使汉朝时期西域所指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甘英出使大秦虽未成功,但其足迹已涉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波斯湾等广大领域。班超之子班勇在任西域长史期间也对西域的气候地势、物产风俗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所著《西域记》较《汉书·西域传》内容进一步充实,至今仍为西域及中亚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公元二世纪末至公元六世纪,中西交通因政局影响较大,官方对中亚地区考察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但随着战乱而兴盛的佛教文化使大批的僧侣来往于印度、中亚和中原之间,其中诸多高僧撰写行记,记录沿途地理风貌及人文风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东晋末年的《法显传》,北魏后期的《宋云行记》和《水经注》。《法显传》和《宋云行记》记载了法显和宋云两位高僧由长安出发,纵深横穿张掖、敦煌、鄯善,沿塔里木河到葱岭,穿越塔什库尔干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到斯里兰卡,再由海路归国的全过程,对沿途的交通、生产及气候记录较为详实。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载了有关塔里木盆地以西的水系分布以及水利灌溉情况,对以往古籍资料中错误的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二、         隋唐时期

公元六世纪末隋朝建立后着手西域的管理,设郡屯田,派奜矩绘制《西域图记》地理图籍,载有大量中亚地理信息,对中亚地理认识有进一步的发展。

唐初,唐政府因西突厥强盛而无力经营西域,但高僧玄奘不畏艰险,西行经中亚至印度,再由中亚返回,其著述《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细记述了一百一十个城邦地区的面积、气候、地形、水利、物产、民俗等,用笔生动,对中亚,尤其是对塔里木河、楚河、锡尔河、阿姆河和帕米尔地区地理的认识大大超过了前代。

公元七世纪中叶开始唐朝逐渐强盛,设立安息、北庭两大将军府,为巩固西域的统治,随即唐高宗派徐敬之撰写《西域图志》。天宝十年后,杜环在其西行中著《经行记》,对楚河、塔拉斯河、阿姆河一带的地理认识较以往有了新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吐蕃占据西域,中西交通受阻,对于中亚的考察也受到影响,直至五代时期后晋王朝派派张匡邺、高居海通过“南道”联络于阗及周边地区,在其撰写的《行记》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一带地理及民族情况记述详细。

三、         五代两宋至元代

五代分裂时期,因为陆路交通战乱频繁,而海上交通通畅使得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受到一定影响,但仍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诸多著书。北宋僧人继业赴天竺求法,其《行记》记述甘肃至于阗、塔什库尔干、克什米尔、尼泊尔、西藏沿途的重要行程地名。与《行记》同一时代的《西天路竟》,虽作者无从考证,且记载简略,但也记载了诸多塔里木盆地西南交通地理情况,是研究中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十世纪后期,北宋政府派官员王延德出使高昌,其撰写的《行记》对吐鲁番盆地,天山山麓一带的气候、地理及民族进行较为详尽的描述。十三世纪初期,金朝派乌古孙仲端出使西域乞和于蒙古,其将吐鲁番至伊犁河以西地域行程由刘祁笔录完成《北使记》,虽后人评价错误较多,但仍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蒙古政权兴起后,伴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中亚、西亚及东欧的三次西征,中国新一轮对于中亚的考察开始了。期间耶律楚材著《西游录》,记述了中亚地区重要山脉水系、气候、物产及城郭,同时将成吉思汗所帅的四路大军在中亚地区作战路线等重要资料也一并纳入。1219年丘处机弟子李志常将随丘处机西行经历的见闻,沿途的山川道里、物产风俗撰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为当时中亚研究和中西交通的重要资料。1259年常德受元宪宗之命出使伊尔汗国,经过蒙古进入中亚腹地,途经伊犁河流域、塔什干、江布尔、撒马尔罕等地,其行程已达伊朗高原西北部,对成吉思汗西征后中亚经济的恢复状况描述较为详尽。元文宗时期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中有《元经世大典地理图》,这一著名的元朝地图虽内容较为简单,但涉及地域辽阔,涵盖察合台、伊尔、钦察汗国中亚、西亚诸国,还反映了北非和东欧等地,其封地的标注反映着元朝政府同诸汗国的联系,同时地图以“计里画方”的绘制方式完成,历受中外学者重视。

四、         明清时期

察合台汗国灭亡后,中亚地区除帖木儿一度建立强大的政权外,始终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有明一代,对中亚的考察甚少,仅有陈诚奉使西域后撰写的《西域行程记》及《西域番国志》。

清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清除了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之乱后派何国宗和明安图等沿天山南北进行勘测,并将其勘测结果汇聚成册编成《乾隆内府舆图》、《皇舆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等著名图籍,这些勘测不仅包括当时的中国全境,还包括亚洲大陆的全部。其中的《乾隆内府舆图》是较早绘有经纬度的地图,所绘范围 “南至琼海,北极俄罗斯北海,冬至东海,南到地中海”,绘图绝对位置虽有不甚精确之处,但其相对关系还是比较精确的,将对中亚的勘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清代关于中亚的地理著作也日渐增加,以椿园氏的《西域闻见录》、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和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较为著名。这些作品对于古代中亚地区的自然地貌、交通地理、人文风俗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为清政府加强对于西域的管理及边防的巩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我国对于中亚地区的考察大致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对于中亚地区的认识逐渐全面和深入,期间既有旅行家、商旅、僧侣的考察游记,又有官方精密的地理勘测,记录详实,内容丰富,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

 

乌兹别克斯坦声明:跨境河流水资源的使用涉及地区稳定与安全

20081029乌兹别克外交部声明,任何居住在上游一方图谋加大阿姆河和锡尔河的用水量都是危险的。

乌兹别克斯坦非常担心流入该国的水量减少,这将引发可怕的生态危机。在乌外交部颁发的文件中指出:“在这一问题上各自为政将破坏区域的发展,引发冲突,甚至将引起生态危机,咸海的命运就是个例子,它的干枯不仅对中亚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和更大的威胁,甚至对亚洲大陆都将收到影响。

前不久,塔吉克斯坦总统艾玛里·拉赫蒙明确指出恢复劳古水电站的建设是必须的,随后1027日塔吉克铝业公司有和挪威黑单铝业公司签订开建舒拉泊水电站的合同。这两件事引发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担心。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继续指出:“目前有5000万中亚各族人民居住在锡尔区,阿姆河水域,如果单方面的改变两条河的水资源现状,将引起巨大的生态危机,甚至无法保证下流人民的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

为了支持自己的立场,乌兹别克援引了联合国的有关公约,公约中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并带来损害,失损国可以采取一系列消灭和减轻损害的措施,在必要时可以向损害方提出索赔。”

乌兹别克外交部声明:“按照联合国公约的基本要求,国际河流上修建水电项目时,需要国际上权威专业机构作出保证,这一水电项目不会给地区带来不可逆的生态后果,同时也不能改变这一国际河流先前的分水协议。跨境河流上的新水电项目应该首先提交专门的中立的国际组织进行经济技术论证”。

乌兹别克外交部不仅提请相邻国家政府,同时也要求新水电站的投资方所在国政府注意。同时,乌兹别克外交部强调,本国的立场不是建立在本国优先使用跨境河流的水资源的原则上。在散发的各种文件中指出,每一个国都有权按照即定方案分享跨境河流水资源,当然也是包括水利建设,但是各方为了它方的利益,必须对利益相关它方公开水电站的经济技术分析和生态分析。

按照乌方意见,在利用跨境河流水资源时,两个条件是必须被保证的。第一不能减少下游国的用水量,第二不能破坏地区的生态条件。

声明中,乌方同时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将保证致力于区域内的水和能源的平衡。这对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加强中亚的安全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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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雷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医路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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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罗锡政                        话:(0991)6613418

电子邮箱:zyyjsc@126.com            出版日期:2009816日(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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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发改委.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 http://www.jxdpc.gov.cn/zsyz/jwtz/20060726/104308-2.htm.发布日期2006年7月26,访问日期2007年11月12.

[1]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阿富汗国内外私有投资法,载http://af.mofcom.gov.cn/aarticle/ddfg/tzzhch/200306/20030600103554.html.发布日期200366日,访问日期2007年11月9

[2] 贺力平.从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国际收支格局[J].中国外汇管理20044:38.

[3]宋国明.乌兹别克斯坦矿业投资的机遇与风险. 发布日期2007516日,访问日期2007年11月10http://www.lrn.cn/bookscollection/magazines/maginfo/2007maginfo/200701/200705/t20070516_58912.htm.

[4]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阿富汗国内外私有投资法,发布日期2003年6月6,访问日期2007年11月9,载 http://af.mofcom.gov.cn/aarticle/ddfg/tzzhch/200306/20030600103554.html

[1] 陈洁,綦建红.印度能否成为中国企业投资乐土[J].WTO经济导刊,20059):85.

[2] 商晤.巴基斯坦引资新政[J].机电经贸信息,200512):38.

[1] 永庆.俄罗斯吸引外资的法律体系[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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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爱蓓.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J].经济导刊,20079):91.